▲資料圖。圖/IC photo

(資料圖)

“5年起訴隔空猥褻犯罪上千人”。近日，“隔空猥褻”犯罪再度進入公眾視野。

據新京報報道，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未成年人檢察廳)廳長那艷芳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自2018年最高檢發布指導性案例，確立無身體接觸猥褻行為視同線下犯罪的追訴原則，至今，起訴利用網絡隔空猥褻未成年人犯罪1000多人。

數據觸目驚心！

另有相關數據表明，“隔空猥褻”受害人年齡多集中在10歲左右。這一階段的兒童更可能因相關知識缺失及傳統觀念束縛，在面對侵害時，陷入恐懼、焦慮之中；或因對犯罪過程難以啟齒，導致大量隔空猥褻施害者漏網。

比如，在上述報道中，郭麗的女兒在遭受隔空猥褻時只有9歲，而在看到對方發來的私密部位視頻時，這名9歲的女孩面對這一難以向家長啟齒的問題，就只能被動地采取遮掩、掩飾的辦法。如果不是郭麗發現這一問題并選擇報警，這個“隱秘的角落”恐怕還很難被揭開。

可見，在應對“隔空猥褻”的司法過程中，貫徹《未成年人保護法》確立的“保護未成年人，堅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則”十分重要。這意味著，對受害兒童，“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一種首要考慮”；同時，對未成年被告人應堅持“保護與教育相結合”的方針。

比如，在司法領域，近些年，學界和司法界對性侵犯未成年人案件的證據規則的認識逐步趨于統一，即堅持未成年人優先，從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轉化為以被害人陳述為核心。當被告人存在不供認情形，重點審查被害人陳述的完整性、印證性和合理性，并以被害人陳述為證據核心構建證據鏈條，進而認定犯罪事實。

類似案例應引入隔空猥褻案件處理中，推進未成年人優先理念的落實。此外，引導未成年人受害者正確認識隔空猥褻犯罪、鼓勵其在面對侵害時大膽求助，對預防隔空猥褻犯罪也十分重要。

在這里需要重申的是，打破認知誤區至關重要，既要擺脫隔空猥褻“沒有肢體接觸猥褻，女童就未受傷害”“屬于自愿互動”的錯誤觀念，認識到隔空猥褻所產生的心理傷害等實質性傷害；也不要輕易將遭受隔空猥褻歸咎于受害女童“輕信”“愛慕虛榮”“缺乏防范意識和能力”等。

這也是預防性侵害教育的重要環節。實際上，早在2018年10月19日，最高檢就向教育部發出了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一號檢察建議，建議進一步健全完善預防性侵害幼兒園兒童和中小學學生的制度機制，傳遞預防性侵害的理念。

在這方面，應將“隔空猥褻”納入對兒童及其家長、學校管理者和教師進行性教育和防范性侵害的專題培訓，一方面開展科學性教育，降低施害者利用兒童對性器官、性行為的好奇心引誘其觀看淫穢視頻的概率；另一方面針對隔空猥褻所具有的隱匿性更強、被害人裸照視頻等可能廣泛傳播、被害人輻射面可能更廣等特點，提升家長和老師對隔空猥褻認知的敏感性，做好積極應對隔空猥褻的心理準備和知識儲備，在事發后及時報警并固定證據。

此外，應引導家長在得知孩子受到猥褻時，將保護孩子置于首位而非聚焦于賠償，認識到消除孩子在遭受侵害后的傷害比索賠更為迫切。未成年人在遭受隔空猥褻之后，會有巨大的心理負擔，若引導不及時，恐怕會造成未成年人輕生等嚴重后果。這時如果家長急于求償，特別是為了追求賠償，讓受害者復述遭受侵害的過程，則會對其造成二次傷害。

相比之下，索賠時效要長一些。我國《民法典》規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損害賠償請求權的訴訟時效為3年，自受害人年滿18歲之日起計算。只要固定證據，孩子在成年后依然有權向法院起訴索賠，且從既有案件來看，在證據固定的情況下，隔空猥褻犯罪較少存在定性難的情況。

郭麗在公共社交平臺發表女兒遭遇及維權過程。她為自己起了“為女而戰2023”的昵稱，展示出保護女兒免受隔空猥褻侵害的決心和努力，值得尊敬。而這也應成為全社會的共同目標——為保護孩子而戰，阻斷伸向孩子的隱秘的魔爪。

撰稿 / 劉明輝 (中華女子學院法學院教授)

編輯 / 劉天紅

校對 / 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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